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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斡尔族历史:与鄂温克族文化认同状况

归档日期:07-24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驯鹿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,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!清代索伦族(即今鄂温克族)与达斡尔族,在元、明、清各代数百年间,关系密切。无论在黑龙江北时期,还是在黑龙江南岸时期都在共同发展中亲密无间。因此,他们之间文化、风俗等生活各个方面相互认同和影响,都相当深刻。两族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关系十分密切。关于“索伦”一词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鄂温克族前身称作“索伦”。但在清朝前期,又不完全是这样。当时满洲贵族,将分布在黑龙江上中游,包括精奇里江中、下游的鄂温克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族,都泛称“索伦”,即“上游”之意,系指黑龙江上游。明末清初,即早在黑龙江北定居时期。

  当时的人一般称黑龙江中、上游地区的鄂温克族、鄂伦春族为“通古斯”。这里的达斡尔族与通古斯各个部落,相互杂居,关系密切为其文化相互认同和交融已提供良好条件。英国学者约·弗·巴德利称:在结雅河(精奇里江)口一带“居住着达斡尔人,而在其上游则居住着通古斯人,彼德鲁什卡-奥连尼‘驯鹿彼得及其部落’”。就是说,有个驯鹿鄂温克族部落,同达斡尔族部落在结雅河上中游地区比邻而居。在乌姆列堪河口,居住着以酋长多普狄乌尔为首的达斡尔部落,计有15个男子,以“种田”为业,他们同鄂温克族关系更加密切,“夹在鄂温克人的一些氏族中间”,形成一个“特殊的酋长国”。

  在脱木河口(精奇里江支流)以上的结雅河上,“这些达斡尔人和通古斯人杂居”。在乌鲁河口、迭朴河口和谢列姆扎河沿岸,共有三个“达斡尔化通古斯集团”。他们被称为巴雅吉尔人、赛马吉尔人、图尔羌人。这些“不同程度达斡尔化的通古斯人”,约有1200人。显然,鄂温克与达斡尔族之间的密切关系,昭然可见。明、清之际的索伦人,其祖先是北方通古斯集团,语言是“以通古斯语言占主导地位的通古斯语,与蒙古语混合体”。他们从事家畜饲养、驯鹿,有些集团从事农业生产。由于长期与达斡尔族人杂居,文化相互认同、吸收,部分人表现出比较浓厚的达斡尔族文化特征,即所谓的“达斡尔化”。

  与此同时,也有部分达斡尔族人,在鄂温克族文化影响下,或者长期世代通婚,同样发生着变化,即“外貌特征近似鄂温克”人,形成近似“女真系统外貌的达斡尔人型”足见,两个民族关系和相互文化认同,是何等亲密,其文化认同和交融发展程度,一般的民族关系,无法与之相比。鄂温克族从清朝初年,与达斡尔族一起相继南迁黑龙江南岸、嫩江流域之后,其声名伴随清朝立旗、编佐,组织八旗军,对关内各族反清势力的征战而大振。其影响之大,以至于作为其邻族的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等,都以称名“索伦”而自壮。当时,可以说“索伦”族影响震动中外。

  1894年,在圣彼得堡出版的《满族研究》刊称:“无论从民族志或语言学观点来看,北满所有民族中,最令人感兴趣的应推索伦和达斡尔。随着清朝特种部队(八旗兵)之深入中国(系指中原地区)各地索伦族的名声一直到近年来,还是很响亮的。”正因为索伦等北方各个民族,对于推动、巩固和卫护清王朝统一事业,贡献突出,清王朝有时亦将他们概称“索伦”。乾隆年间,部分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,奉命被调往新疆驻防,在编制锡伯营的同时,便将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,不分族属,混编为“索伦营”。这里充分说明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,相互不可分的密切关系。他们中间的某些群体,在文化方面相互认同和交融,甚至无法再分彼此。

  有关这一,不仅在黑龙江北时期如此,在黑龙江南岸亦然。前文所说的“布特哈蒙古语”区的达斡尔语,就是吸收和认同鄂温克族,即通古斯语形成的民族语言区。编佐入旗对两族文化影响,鄂温克族初迁嫩江流域时,与达斡尔族一起,相继被统编为“索伦八围”,归索伦总管统辖。在八围之中,索伦“五阿巴”,即阿拉尔阿巴(居努敏河流域)、涂克敦阿巴(居阿荣河流域)、雅鲁阿巴(居、济信阿巴)、(居济信河流域)、(雅鲁河流域)、托信阿巴(居绰鲁河流域)。鄂温克族的“五阿巴”,都以狩猎生产为生,所谓“素重猎业”。在索伦八围中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共同生活,密切关系不断后八围组织,经过改编,成为旗制。

  阿拉尔阿巴改为正旗,涂克敦阿巴改为镶白旗,雅鲁阿巴改为镶红旗,济信阿巴改为正蓝旗,托信阿巴改为镶蓝旗。在当时的编旗中,我们尚不知在旗制之下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的关系如何,但在后期八旗组织的有关资料中,已经得到印证。在清代八旗制度下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,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关系。在清朝八旗制度中,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同旗或同佐。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的亲昵关系,同样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。光绪末年,布特哈索伦八旗资料显示,那里共有索伦47佐领,由两个民族共同编组。其中,镶黄旗12佐领中,有达斡尔人8佐领,索伦(鄂温克)人4佐领;在镶白旗17个佐领中,达斡尔人12个佐领,索伦5个佐领。

  由于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长期合旗并佐杂处,共同耕牧于南自西尼肯河北岸,北至海拉尔河,东达扎顿江,西止伊敏河的广大地区。在长期共同生活中,达斡尔族某些姓氏与鄂温克族某些姓氏,或是族籍相互交叉,或是彼此通婚,使两族形成相互认同局面。例如,达斡尔族的萨玛格尔姓与鄂温克族的萨玛格尔姓、敖拉姓、郭布勒姓、杜拉尔姓等,相互通婚的历史久远,已经达到不能再继续通婚的地步。所以两个族姓,明确规定,禁止再行通婚。另外,达斡尔族的涂克敦姓等,与鄂温克族的认同程度也相当深,故有“严重地和索伦同化”之说。相反地,鄂温克族某些姓氏也有“同化(认同)”于达斡尔族的情况,像鄂温克族敖拉氏中的白格力莫昆有三家人,甚至自己明确认同是达斡尔人。

  这是长期进行民族通婚的结果(详见与邻近各族通婚一节)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有的鄂温克人“酷似达斡尔人。两族语言文化方面的认同,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关系之密切,不仅表现在相互杂居、族姓与婚姻方面,而且还表现在语言相互认同和发展方面。有关这一点,达斡尔族作者何维忠认为,布特哈达斡尔族,由于“清初以来,多与索伦旗杂居之关系,语言近似索伦语言、语调,即其语言中,“索伦成分不少”。1948年,苏联学者札尔金具体指出:达斡尔族“半操蒙古语和半操通古斯语”。其中的通古斯语大半是指鄂温克族“单语”,这种单语“是和黑龙江上游的土语相近”换句话说,达斡尔族吸收、认同鄂温克族方言、土语,是在明、清及其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开始。

  否则,不会带有黑龙江上游鄂温克族乡土味。经过某些精通其语言的学者分析,认为达斡尔族所吸收的鄂温克族语言、词汇,主要是“畜牧饲养方面的用语”。又据1958年调查,呼伦贝尔达斡尔族在祭祀时的祭词与布特哈地方的祭词不同,内中“掺杂着极多的鄂伦春及索伦话,不易懂”。事实表明,在达斡尔族语言中,吸收大量的鄂温克族语言、词汇,亦即达斡尔族认同的是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名词、数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副词等。举个例子说,达斡尔族语言中的ane(“阿涅”即“春节”)是借自满一通古斯 aniya(年);正月至十二月的数词;其中基数词有:双、对等;动物名词有:熊、黄鼠狼、公野猪、虎、鸟、猴等。

  植物名词术语有:山芹菜、野芹菜、羊草、木耳、桦皮盒等;古事物有:雷、姥姥、雹子等;日常生活名称有:钉子、铁丝、图画、诗、传记等;动词有:烦恼、寂寞、让、愤怒依靠、打猎;形容词有:宽敞的老的等;副词有:赶快、才等在达斡尔族语言中,存在大量鄂温克族等满一通古斯语借词,这是民族语言长期相互认同的一个侧面。而在另一个侧面,鄂温克族语言也受到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影响。民族学家史禄国在其著述中指出,鄂温克族的前身是索伦人,它与达斡尔族人总是联系在一起,时间长达两三个世纪。

  因此,在黑龙江北居住时的索伦语中,就“夹杂着大量达斡尔语借词”。清朝初年,两族迁居嫩江流域之后,除居住海拉尔地区的达斡尔人,受到巴尔虎蒙古族影响,使用蒙古语;西伯利亚、黑龙江中部的达斡尔人“操俄语”外在呼伦贝尔东部,辽北的北端、嫩江流域,由于两个民族同旗共处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曾经使“用达斡尔语”从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在一般文化生活、同旗、同佐和语言相互认同和交融发展的事实中,不难看出,像这样关系亲密的民族关系,在民族关系史上亦属罕见。文章到这就告一段落了,大家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请转发并且评论哦!感谢阅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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